端午节风俗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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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是我国夏季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古代“午”与“五”同音，所以端午又称端五、重午或重五。五月五日古人又有以兰草汤沐浴的习俗，所以又叫“浴兰节”。道教又称此日为“地腊节”。唐宋时此日午时为“天中节”，所以它又称端阳、午节。明清时北京人还称其为“五月节”或“女儿节”。

　　起源

端午节起源于何时──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说法不一，至今仍争论不休。就目前来看，关于端午节起源的主要观点有四种。一是流行久远的传统观点，依据南朝梁人吴均的《续齐谐记》及宗檩《荆楚岁时记》，认为端午节起源于纪念屈原。二是闻一多先生认为端午节是吴越民族举行龙图腾崇拜活动的节日，他在《端午考》及《端午节的历史教育》(见《闻一多全集》)两篇论文中详细论证了他的观点。三是认为端午节起源于恶日(见张心勤《端午节非因屈原考》)。四是说端午节源于夏至(详见刘德谦《“端午”始源又一说》)。从中国节日风俗发展形成过程来看，以上诸家观点皆有一定道理。但是，端午节作为一个风俗活动内容丰富的传统节日，在追溯其风俗活动起源时不能只注视某一侧面而以偏概全。中国古代，有“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说。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人们生活相对囿于一个狭窄的天地，风俗也自会因时因地而异。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各地风俗在相互吸收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一些特定的、具有全国普遍性的节日风俗。因此，考察端午节起源应综合多种因素。

端午节风俗形成可以说是南北风俗融合的产物，随着历史发展又注入新的内容。龙舟竞渡之俗起源于南方，把五月五日视为“恶月”“恶日”起于北方，注入夏季时令风尚，附会以纪念屈原逝世而最后形成。

中国古代龙舟，南宋李嵩《天中戏水图》(局部)

　　南方：龙舟竟渡

端午节一项重要节日活动是为纪念屈原的“龙舟竞渡”。但龙舟竞渡的习俗，早在屈原之前已经存在。《事物原始》引《越地传》云：“竞渡之事起于越王勾践，今龙舟是也。”即使在屈原本人的诗作中，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竞渡的风俗来。如《楚辞B涉江》中就有“乘z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屈原所乘的这种狭长而轻小的z船实质上也就是当时一种竞度所用的船，乘着“z船”顺沅水而上，船桨齐划冲击着层层波浪，清晨乘船从枉楮出发，晚上就可留宿辰阳。这种众桨齐划的轻快小船正是竞渡风俗的一种反映。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与《端午的历史教育》论文中考证认为：古代的越民族是以龙为图腾的，为表示他们是“龙子”的身分，藉以巩固本身的被保护权。他们不仅有“断发纹身”的风俗，而且每年在五月五日这一天，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其中有一项活动便是在急鼓声中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面上作竞渡的游戏，绘图腾神，也给自己取乐。这便是竞渡习俗的由来。此说颇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龙舟竞渡作为水上的竞技活动，不仅仅是越人的习俗，而且其他民族也有此俗。一九三五年在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葬中出土的鉴，一九六五年在四川成都出土的战国时“嵌错赏功宴乐铜壶”上，都有竞龙舟的图案。龙舟竞渡的时间也不尽相同。所以清代大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竞渡不独(端)午日也，今江浙间多用春日，疑非本意。”但是总体来看，龙舟竞渡是以沅湘一带为中心的南方风俗。

　　北方：“恶月”、“恶日”

南方越民族进行龙图腾祭祀之时，而北方中原地区却是把五月五日当作“恶月”“恶日”进行驱邪避恶之日。就目前资科看，至晚在战国时代，人们已把五月五日视为“恶月”“恶日”。《大戴礼》云：“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风俗通》记载：“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不迁，”“五月盖房，令人头秃。”不但此恶月万事不吉利，甚至连五月五日所生之子也视为不祥之兆。“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王充《论衡B四讳》也记载当时风俗“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已举之，父母祸死”尽管当时有此传说风俗，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严重，相反，中国历史上许多名人倒是五月五日所生。例如，战国时以养士闻名遐迩的孟尝君田文，就是五月五日所生。当其呱呱坠地之时，其父田婴就欲致他于死地。后来，他母亲私下将他抚养成人。田婴闻讯后怒不可遏，怒斥其母为何未去此子，反而养成人。田文见其父大怒，顿首拜伏于地，问不举五月子是何缘故?田婴说：“五月子者，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田文听见据理驳斥道：“人生将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高其户。”孟尝君以人生受命于天，则不会妨害其父母，若受命于户，能长于户齐则高其门户的道理驳得其父哑口无言，只能“默然!”后来孟尝君果然成为一代名士。尽管有孟尝君前古之监，但是，到了汉代，人们仍然迷信此恶俗。汉成帝时，权势显赫的王凤也是五月五日生，其父提心吊胆地将他养大。汉末，在相互倾轧的官场上，有一个政绩平平，说话谨慎，办事模棱两可，待人圆滑世故而官运亨通的不倒翁──胡广。他历经六朝(自安帝、历顺帝、冲帝、质帝、桓帝到灵帝)三登太尉。此人名叫胡广还有一段戏剧性故事。据《世说新语》记载，因为他生于五月五日，父母忌于世俗传统观念，将他藏在葫芦中投之于河，幸而未能淹死，后来有人收养，乃托葫芦所生，姓胡名广。(还有一说他父母原本姓黄，收养者为胡翁，故姓胡)显然，从战国到两汉，人们一直认为五月五日是深恶痛绝的恶日。

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五方五行的五种颜色青、红、白、黑、黄被视为吉祥色。在端午这一天，孩子们要在手腕脚腕上系上五色丝线，以保安康。

从时令上看，五月五日又是夏至刚过的盛夏之时。因此端午节又融进了夏令饮食、服饰、禁忌等风俗。周处《风土记》云：“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与夏至同。”而古代就有“五日同夏至”之说。

先秦时，南北风俗各异，但是五月五日作为一个“节日”已各有所侧重。到秦代之后，由于国家统一，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使风俗习惯也互相融合，端午节就在南北风俗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但是，就目前文献记载来看，两汉时的端午风俗还主要是避恶。早在《夏小正》中已有“是月蓄药，以蠲除毒气”的记载。而《风俗通》中记载汉俗在五月五日，用青、赤、黄、白、黑等五彩丝线合成细索，系于臂上，称为“长命缕”，或称“续命缕”、“五色缕”、“朱索”等名。据说用它可以驱瘟病，除邪、止恶气。《后汉书B礼仪志》记载，汉代五月五日时，“以朱索五色为门户饰、以止恶气。”《事物原始》中认为印五色就是桃印。那时桃印长六寸，宽三寸，五色书文，悬于门上，与后世悬符避邪十分近似。由于阴阳五行学说流行，神鬼迷信观念渗透很深，因此，端午作为恶月恶日，并无节日的情趣，而是以驱邪避恶为主。用五色缕、五色桃符也说明与阴阳五行学说有关，以五色代表五方，黄为中央，属土;青属木，主东方;白属金，主西方;黑属水，主北方;红属火，主南方。这种五行主五色学说已深入到人们生活领域。而五色丝缕、五色桃印看来虽小，却有驱鬼避恶的神奇力量。

吃粽子是汉代端午的重要习俗。粽子又叫“角黍”，据《风俗通》记载：在节日前一天，用菰芦叶裹粘米，以淳浓灰汁煮熟，于端午节吃。当时，吃粽子并无特殊的纪念意义，只是当作一种时令食品而已。俗有“食过五月粽，寒衣收入杠”，“未食五月粽，寒衣不敢送”之谚。意思是粽子一出现，岁序便转入夏季，这是一年生活转折点的信号，不单单是点缀节景。在五月仲夏，酷热季节将临之际，吃这种米制凉食，用菰芦叶包裹，用灰汁煮熟，其色、香、味都别具特色，吃后能清热降火，胃 肠舒适，不失为时令佳品。在此时，人们要全面换上夏装，以轻薄凉爽为宜。因此《中华古今注》记载：东汉时每到端午，皇帝要赐给群臣百僚鸟犀腰带，汉章帝时，“常以端午日赐百官水纹绫裤。”作为皇帝的恩赐来说，固然是笼络臣下的一种手段，但从风俗角度讲，这也是端午换夏装、避酷热的风俗反映。从衣食风俗来看，认为端午与夏至风俗有密切关系也不无道理。

风俗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来说，随着社会发展，一方面要受到上层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的活动，也必然会在风俗生活中积淀。因此，本来端午节起源于民间的原始崇拜与迷信观念，但是到了汉末魏晋时，就又被赋予纪念历史人物的内容。最初关于纪念哪个历史人物，也是说法不一的。东汉末年蔡邕在《琴操》认为，五月五日应是纪念介子推，这一说法主要流行于北方，尤其是山西一带人民十分推崇介子推，每逢此日都纪念其人，相沿成俗。

而在南方楚人心目中的英雄却是我国大文学家、爱国诗人屈原。传说屈原是五月五日怀抱沙石投江而死的，于是，就把屈原之死与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本来龙舟竞渡是古代越民族龙图腾崇拜之遗俗，此时却附会为屈原投汨罗之日，人伤其死，故皆驾舟楫拯救他，因此形成竞渡风俗。就连时令食品──角黍粽子，也被楚地人按照自己的心愿与屈原联系在一起。《缤齐谐记》中假托东汉光武帝时长沙人欧回之口说：有一次欧回见一士人自云是三闾大夫屈原，对欧回说每年人们水中所祭之食品为蛟龙所窃食，今后若有惠祭，当以楝树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因为楝叶、彩丝都是蛟龙所惧之物。从此五月五日作粽子用楝叶并缠五花丝便成为遗俗，与屈原毫不相干的时令食品也成了祭品。

但是，在纪念屈原与介子推之外，迁有纪念伍子胥、曹娥、陈临之说。

伍子胥原本春秋时吴国大夫，曾帮助阖闾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并整顿内治，励兵秣马，国势强盛，攻破楚国。到吴王夫差时，吴越争霸，吴国攻破越国，伍子胥劝吴王拒绝越王勾践求和，未被吴王夫差采纳，反而遭到疏远，后被赐剑自杀。据《梦梁录》记载，传说伍子胥死后被吴王夫差用皮革包裹丢进钱塘江，化为波神。《曹娥碑》记载：“五月五日，以迎伍君。”所以在吴地这一天有迎伍君的习俗。

关于曹娥，在《后汉书B列女传》及《会稽典录》中都有记载。曹娥的父亲在汉安帝二年(西元一○八年)五月五日迎波神时溺死。当时曹娥年方十四，沿江寻找父尸，昼夜哭号不绝，遂投江而死。数日后，曹娥抱父尸浮于水波。东汉时颇崇尚名教，以孝治国，会稽人认为曹娥孝心感神灵，可作世人楷模。故以此日纪念，划龙舟竞渡，在龙舟上给曹娥塑像，成为会稽一带的风俗。

至于陈临，据《初学记B岁时部》引谢承《后汉书》记载：陈临任苍梧太守，“推诚而理，导人以孝悌。”治理苍梧，移风化俗，颇有政绩。后来陈临卸任调走之时，苍梧郡人于五月五日送至东门。人们为了怀念这位政绩卓着的地方长官，每年五月五日“令小童洁服舞之，”以纪念陈临。

起初端午所纪念历史人物是因地而异。但是，随着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与战乱，加之清谈玄学及佛、道思想的有力冲击，忠恕孝悌观念逐渐淡化，所以陈临、曹娥、伍子胥、介子推的影响未能扩散到全国。但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却在这几百年的动乱岁月中，成为人们心目中崇拜的英雄，尤其是他的名着《楚辞》以那悲亢壮烈讴歌唤起了千百万人民的强烈爱国激情，深深流入人们的心灵。因此，五月五日作为屈原逝世纪念日得到了全国人们的公认，把各地原有的端午风俗与纪念屈原巧妙地结合起来，使这个充满原始崇拜和迷信色彩的节日散发出爱国的民族意味。

从端午纪念屈原，也可看出楚地风俗对全国各地产生的深远影响。在南方水乡，尤其沅湘一带、汨罗江畔，每年端午节都要举行隆重的竞渡仪式。据《荆楚岁时记》记载：“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为水军，一自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当此之际，人们换上节日盛装，扶老携幼，拜祭屈子庙。祭毕就开始龙舟竞渡。“飞凫”“水军”“水马”等各色群龙一齐下水，一声鼓响，桨荡银波，龙破碧水，船发似箭。两岸观者齐声欢呼，助威呐喊，情景动人，热闹非凡。

北方无江水之便，也就不存在竞渡。但是把五月五日作为“恶日”的观念却是颇难破除。如《宋书B王镇恶传》记载：王镇恶就是五月五日生，家里人因俗忌讳想将其出继人家，后来祖父王猛认为“昔日孟尝君恶日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所以才留了下来。他生于恶日，就起名“镇恶”。《北齐书B南阳王绰传》记载：高绰本就是武成帝长子，他生于五月五日辰时，到午时又生其弟高纬。但是高绰之母李夫人非正宫，因此贬为第二，而其弟高纬晚生几个时辰反而立为太子。后来高绰封南阳王。齐后主高绰当政时，高绰被人诬陷谋反而被杀，陈尸兴圣佛寺历四百余日。敛尸时却发现他死后一年多居然“颜色毛发皆如生时”。本来，像这种情况应从陈尸的客观条件进行合理的解释，可是当时人们只能从他生日迷信角度来解释，认为五月五日生者其脑不坏，所以才颜色如故。在此“恶日”，有人得祸，亦有人得福。《魏书B崔辩传》载：崔辩之孙崔巨伦当时颇有才名，葛荣慕名欲徵为黄门侍郎，但崔巨伦对葛荣其人深恶痛绝，又惹不起他的权势。葛荣五月五日会集百官群僚宴会，让崔巨伦赋诗。崔巨伦故意藏锋露拙，信口胡诌道：“五月五日时，天气已大热，狗牙呲欲死，牛复吐长舌!”这几句顺口溜令人捧腹。葛荣以为崔巨伦才名是虚，因此获免。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频繁，人们饱尝战乱之苦，所以最重视的端午习俗莫过于“辟兵缯”了。用五色丝染练制成日月、星辰、鸟兽之形状，上刺文绣、金缕，即叫辟兵缯，也沿袭汉代名称为长命缕或续命缕。有的佩于胸前，有的缀于臂上，一可辟兵灾，延寿续命;二可显示妇女养蚕缫丝之功。不仅如此，当时人们还把这些东西作为珍贵礼品互相赠送。

辟兵是一个方面，恶日禳毒除瘟病也相当重要。《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五日“采艾以为人形，悬于门户上，以禳毒气。”或饮菖蒲酒。当时采艾颇有讲究，要在五月五日鸡未鸣时去采撷。早在先秦时期，艾就被采来作药用，取艾叶制成灸条治病。古代有“岁多病，则艾先生”之说。因而它的药理作用就被人们盲目夸大，认为艾能驱瘟除邪。用艾制成人形或虎形悬挂门上，也有剪彩为虎，上黏艾叶以随身佩带者。俗均称之为“艾虎”。梁王筠《五日望采拾》诗中所道的：“长丝表良节，命续应嘉辰。结芦同楚客，采艾异诗人。”正是此俗写照。禳毒气的另一方法就是饮菖蒲酒。菖蒲具有性温味辛的特点，能开心窍，祛痰湿，对治风寒伤肺、胃病均有较好疗效。饮菖蒲酒对预防夏令外感病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汉代荒诞迷信的避恶“桃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十分盛行。北齐魏收《五日》诗中：“辟兵书鬼字，神印题灵文”即是指此事。究竟有无功效，就无法考证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端午节已不完全笼罩在“恶日”的气氛中，相反地已出现了不少娱乐活动。据《荆楚岁时记》所载，在端午“荆楚人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还有玩鸟、训鸲鹆习俗。“此月鸲鹆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养之。必先剪去舌尖，以教其语也。”鹆鸲究竟是何鸟类，依典籍所解，就其能为人言来讲，即今之八哥类。《独异志》记载：晋代桓豁镇荆州时，有一位参军五月五日采得一鸲鹆鸟，剪其舌教学人语。经过一年多训练，有一次宴会上，桓豁取出鸲鹆令学人语，宾客满座，学谁像谁。有一客人鼻部有病，鸲鹆便飞入瓮中学其语，极为相似，举席皆大笑不止。

隋唐时期，端午节从风俗形式上都继承了前朝。但是，从性质上讲，原来有特定意义的节日风俗活动，到此大多演变为节日娱乐活动。“恶日”已不恶，逢凶化吉，充满了节日的欢乐。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B诗序》中记述：皇宫端午日盛况，召来儒雅臣僚，大张筵席，“广殿肃而清气生，列树深而长风至”。这时内廷御厨们更为忙碌，“厨人尝散热之馔，酒正行逃暑之饮。庖捐恶鸟(指枭羹)、俎献肥龟、新筒裹练、香芦角黍------罩洽风味。”本来端午节正值仲夏酷暑将临之时，而宫廷殿阁里却无丝毫暑气，树深荫浓，长风徐徐。面对美味佳肴，醇醪琼液，这位爱好享乐的风流皇帝怎能不沉醉?怎能不感到“自足为乐”?至于联想到端午风俗彩五命缕之类的上古遗俗，他仅“感婆娑于孝女(曹娥)，悯枯槁之忠臣(屈原)而已。”他最感兴趣的是“节气之循环，美君臣之相乐!”所以宴会君臣酬唱，吟诗作赋，让臣下给他歌功颂德赋应制之作。

唐代宫廷端午宴享和其他佳节类似的一点，就是皇帝照常例对大臣有所赏赐，以示恩宠。最常赐之物是夏令的扇子。《唐会要》记载：贞观十八年(西元六四四年)五月五日，唐太宗御笔亲题“鸾”、“凤”、“蝶”、“龙”等字样于扇上。唐太宗本来就爱好书法，常与大书法家褚遂良等探讨书法艺术，他死后还要将王羲之《兰亭序》真迹陪葬昭陵。唐太宗本人书法也颇有造诣，御笔题写的这几字全用飞白书艺术方法，笔势奇绝，游龙走蛇。唐太宗对司徒长孙无忌及吏部尚书杨师道说：“五月旧俗，必用服玩相贺。今朕各赐君飞白扇二。”遂以扇赐宠臣。《新唐书B礼志》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常在五月五日奠衣扇于诸陵来祀祖宗。唐代还有赏赐衣带的习俗。《中华古今注》云：唐贞观年间端午节，赐给文官黑玳瑁腰带，武官黑银腰带。《旧唐书B李元》载李元曾于五月五日受赐紫服金鱼而感到宠幸无比。除赐宝扇玉带之外，还赏赐百索粽子。窦叔向就有一首《端午日恩赐百索》诗感激涕零地写道：

仙官长命缕，端午降殊私。

事盛蛟龙见，恩深犬马知。

余身尚可续，终冀答明时。

唐玄宗时端午娱乐活动别出心裁。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置于盘中，再制作纤巧的小角弓，架箭射盘中的粉团，射中者得食之。因为小粉团滑腻又小，颇难射中。这本是宫中游戏，后来传遍长安都城，一时都仿效之，射粉团成了端午节一种风俗。射粉团作为一种游戏尚可言，唐玄宗在五月五日端午佳节有些作为就令人难以启齿了。有一年端午，他与杨贵妃避暑于兴庆宫，昼寝于池畔的水殿中，一群宫妃嫔女倚栏观水中雌雄鸳鸯游戏，而唐玄宗拥搂着贵妃在绡帐内对宫嫔们说：“尔等爱水中鸳鸯，争如我被底鸳鸯!”由此也可看出宫廷节日生活风俗的另一面。

《容斋笔记》记载：“唐时五月五日扬州于江心铸镜以进，故国朝翰苑撰端午贴子词多用其事。”再参照其他有关资料来看，唐代宫廷确实讲究五月五日铸新镜。《镜龙记》记载：唐天宝三年(西元七四四年)，扬州进水中镜一面。镜面直径九寸，青莹耀目，镜背有盘龙纹饰。据进镜官李守泰说：铸此镜时，有一位自称姓龙名护的老人对铸镜工匠吕晖曰：“老人解造真龙镜。”老人遂入炉所，扃炉三日，后开炉突然不见人，在炉前却获得一素绢，上书：“盘龙盘龙，隐于镜中。分时有象，变化无穷。兴云吐雾，行雨生风。”吕晖看后，移炉于扬子江心，以五月五日时铸成这面宝镜。据说此镜很神，过了七年遇大旱，召来道士叶法善祀镜，镜背上的龙口忽生白气，须臾满殿，甘雨如注。这固然是一个神话故事，五月五日扬子江心所铸的镜是否有此神奇姑且不论，但唐代确实有此讲究。《唐国史补》也记载：“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六、七十炼已易破难成，往住有自鸣者。”。白居易曾就此事作过《百炼镜》诗：“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背有九五飞天龙，人人呼为天子镜。”又云：“太宗常以人为镜，鉴今鉴古不鉴容。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易扬州百链铜。”到了宋代题咏此俗的诗颇多，苏东坡也曾写过一首：“讲余交翟转回廊，始觉身宫夏日长。扬子江心空百炼，只将无逸鉴与亡”。

唐代民间端午风俗活动形式也类似前代。像《酉阳杂俎》就记载：“北方妇人，五日进五时图、五时花，施之帐上。是日又进长命缕，宛转绳结，皆为人像带之。”长命缕，只是制作上有所不同，用丝缕结成人形，更有装饰性。五时图则是五毒蛇、蝠、蜍、蜥蜴之类，是五毒图之前身，此俗一直影响到明清时期。午时花则是石榴花，五月正是榴花吐艳之时。唐代角黍粽子也花样翻新。《文昌杂录》记载：“唐时五日，有百索粽，又有九子粽。”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诗中就有“穴枕通灵气，长丝缤命人，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百索粽”还是唐代皇帝赏赐臣下的食品。

唐代端午龙舟竞渡尤其值得一道。在唐代全盛时期，经济繁荣，人民生活相对稳定，在节日娱乐方面，一方面是上行下效，蔚成风气，另一方面对民间的一些风俗活动也受到官府的支持。因此，竞渡之风尤为鼎盛。张说《岳州观竞渡》诗中描写当时竞渡情景道：“画作飞凫艇，双双竞拂流。低装山色变，急棹水华浮。”“鼓发南湖槎，标争西驿楼，并驱常诧速，非畏日光遒。”龙舟竞渡时，箫管奏鸣古老的祭祀乐章，船夫唱起高亢激越的船歌，乐声、歌笙、桨声、水波声合奏出一曲壮阔的交响乐。如储光羲《官庄池观竞渡》诗所写的：“落日吹箫管，清池发棹歌，船争先后渡，岸击去来波。”描写唐代龙舟竞渡以张建封《竞渡歌》最为生动，读后如身临其境。抄录如下，供读者欣赏：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

使君出时皆有准，马前已被红旗引。两岸罗衣扑鼻香，银钗照日如霜刃。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

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霓晕。

前船抡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疮眉血首争不定，输案一明心似烧。

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互来往。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

吾今细观竞渡儿，何殊当路权相持;不思得岸各休去，会到推舟折楫时。

通过这首《竞渡歌》描述得知，竞渡时两岸仕女如云，罗衣成群，银钗映日，观者如堵。这里绘声绘色描述了双龙竞渡激烈场面更是惊心动魄。这场竞渡由官府主持，赏羸罚输，故竞渡中两船还起了争斗事件。据《古今图书集成》引马令《南唐书》记载：郡县村社每年端午竞渡时，由官府赏给彩缎，两两较其迟速以定胜负，如夺得锦标者，加赏银碗一双，称之为“打标”。此俗一直到五代皆是如此。当然每年这样大规模的竞渡比赛，势必影响到农时与生产，也遭到一些有识之士的反对。《永州府志》就记载五代时萧结任祁阳令，太守下公文催取端午竞渡龙舟甚急。萧结愤怒地在其符(公文文书)上批道：“秧开五叶，蚕长三眠，人皆忙迫，划甚闲船。”太守看了以后，也感到惭愧，令止竞渡。

宋代以后，端午节许多风俗有了新变化。汉魏时以朱索、桃印施于门户，止恶气驱瘟避邪，而宋代却讲究贴天师符。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云：“端午，都人画天师像以卖。”还有合泥作张天师，以艾为头，以蒜为拳，置于门户上。苏子由作《皇太妃合端午帖子》诗中就有“太医争献天师艾，瑞雾长绕尧母门。”挂天师像、作泥天师人，这些活动很明显是受到道教的影响。此外，端午节还刻蒲棒为人形或葫芦形，带在身上避邪。王曾《端午帖子》诗云：“明朝知是天中节，旋刻菖蒲要辟邪!”小儿则有帛裹蚌粉，缀填以棉絮，佩于身上，可以吸汗气。端午节常食的粽子，此时也花样增多，有角粽、锥粽、茭粽、筒粽、秤锤粽、九子粽多种。从五月一日起家家都准备团粽、蜀葵、桃柳枝、杏子、柰子、林擒、香印等物，到端午还要祭天。食品中还有一种“百头草”，是用菖蒲、生姜、杏、梅、李子、紫苏，皆制成细丝，盐浸晒乾，或用糖、蜂蜜浸之，作工十分讲究。有的还纳入梅子皮内，叫做“酿梅”。唐代的白粉团，在宋代亦有发展，又叫“水团”或“白团”，有的杂以五色，制成人兽花果之状。作工最精者称任“滴粉团”，为了增其香味，有的还加入麝香。这些都是端午食中佳品。吴自牧《梦梁录》记载汴京重五风俗写道：“五日重午节，又曰『浴兰令节』，内司意思局以红纱彩金J子，以菖蒲或通草雕刻天师驭虎像于中，四周以五色染菖蒲悬围于左右。又雕刻生百虫铺于上，却以葵、榴、艾叶、花朵簇拥。内更以百索彩线，细巧缕金花朵，及银样鼓儿、糖蜜韵果、巧粽、五色珠儿结成经筒符袋。”并且这天皇帝要亲笔御书葵榴画扇，艾虎、纱匹缎，分赐诸阁、宰执、亲王。端午赐大臣物品无疑是上承唐风，然而能御书画扇者恐怕只能是北宋末年的徽、钦二帝了。尤其宋徽宗，治国无能，但不能不承认它在书画艺术上的造诣。所以端午节御笔涂抹几把葵榴画扇正是他看家本领。宋徽宗对五月五日这个“恶日”俗忌也颇看重。再唐代时，似乎人们对此不太重视，如《旧唐书B崔信明传》记载崔信明就是五月五日中时生。出生时有异雀，身形甚小，羽毛五色，集于庭院树上鼓翼齐鸣，声音清亮。有人给占卜云：“此儿必文藻焕烂，声名播于天下。”只是雀形太小，恐禄位不高。后果然如此。当时并未提恶日之忌。《陕西通志》还记载：唐肃宗时张伯达也是五月五日生，称“五郎”，但是他十五游长安，以节义自负，后平安禄山叛乱有功，当地方官也颇有善政。所以后人还给立祠纪念。据《癸辛杂识》记载，宋徽宗也是生于五月五日，因俗忌改作十月十日，并称为“天宁节”。

《梦梁录》记载：南宋时，“杭都风俗，自初一至端午日，家家买桃、柳、葵、榴、蒲叶、伏道，又并市、茭、粽、五色水团、时果、五色瘟纸，当门供养。”端午节日用品叫卖者，从隔宿到五更，沿门唱卖，满街不绝。有的家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状悬于门楣上，有的悬虎头。而仕宦之家还用红笔书写“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之句。此日大家都采集百草或修制药品，用来避瘟疾，杭州人还有特殊风俗。，不论大小之家，都要焚午香(即中午焚香)一月。尤其是端午节这天，葵榴斗艳，栀艾争香，角黍包金，菖蒲切玉，以酬佳景。不仅是富户巨室如此，虽贫苦之人，亦对时行乐。

至于南宋偏安的小朝廷宫中，更是纸醉金迷的醉生梦死之世界。像《乾淳岁时记》叙述端午宫中习俗，要插食盘，架设天师艾虎，还用五色菖蒲、百草制作山子数十座，“大合三层，饰以珠翠，葵榴艾花”。作糖蜜韵果，糖蜜巧粽，极其精巧。还用大金瓶子数十，遍插葵榴栀子花，环绕殿阁。赏赐给后妃、内侍、诸阁臣僚的物品有翠叶五色、葵榴、金丝坠扇、真珠、百索、钗符、经筒、香囊、软香龙涎佩带以及紫练、白葛、红蕉等物。而其他大臣也要赏赐细葛香罗、蒲丝、艾叶、彩团、巧粽之类。堪见当时端午节之豪侈，与原来“辟恶”及“纪念”意义已相去甚远。

值得一提的是汉族端午节俗也被辽、金两国吸收。如《辽史B礼志》就记载辽国重午朝仪，皇帝要系长寿彩缕才升坐。对南北臣僚也要各赐寿缕。而金国除吸收一些汉族风俗外，在端午节还有拜天之礼、射柳之俗及击鞠娱乐活动。《金史B世宗本纪》就记载：大定三年(西元一二六四年)重午，金世宗“幸广乐园射柳，胜者赐物有差，复御常武殿，赐宴击鞠，自是岁以为常。”《金史B礼志》对此俗有详细叙述。金俗重午、中元(七月十五日)、重九日行拜天之礼，筑台拜天。重五拜天之后，插柳球场，射者要以尊卑为序。柳枝要去皮露白，离地数寸。然后驰马弯弓而射。射不断或射不中者为负。射柳要击鼓助威。射柳完毕要打马球。风俗是彼此影响、互相吸收的。所以到了明代，端午节又吸收了金人射柳之风俗。明永乐年间禁宫中就有剪柳之戏，剪柳即射柳，北方人还有将鹁鸪鸟藏在葫芦，悬于柳枝，弯弓射之。如果射中葫芦中，鹁鸪就飞出来，以此来定胜负。这种民间比赛也是常在端五日举行，考其渊源，正是辽金遗俗。

明清时期，端午风俗活动形式变化虽不大，但是规模却愈来愈盛行。尤其南方龙舟竞渡，成为轰动一时的盛举。据《武陵竞渡略》记载，龙舟竞渡已不限于端午一天。而是“四月八日揭篷打船，五日一日新船下水，五日十日十五日划船赌赛，十八日送标”。还有“五月十七、八打船，二十七、八送标者”。可见竞渡规模历时经月。对此事“或官府先禁后驰，民情先鼓后罢也。”龙船形制，中等长九丈五尺，长者有十一丈，短者也七丈五尺。划龙舟的桡手都是从渔家严格挑选募徵身强力壮的健儿。龙船分白龙、黄龙、青龙、红龙。不仅船身，就连船上那些旌旗罗伞的装饰，以及划船桡手们服装乃至船桨都是一色。比赛时规定有赛龙场、比赛路线、并划定起点和终点。在终点设有船标，当竞渡龙舟到达终点时，投标船就将标投入水中，让各船争夺。标又分有鱼标、鸭标、和铁标。因标上系有红缎锦，也叫“锦标”，夺锦标在唐人诗句中已有之，如卢肇《江陵观竞渡寄袁州刺史》诗就有“问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之句。这种大规模龙舟竞渡夺标，也经常引起争斗事件，互伤和气。所以往往由官府禁止，有的就直接由官府主持比赛，禁止两岸抛掷砖瓦及赛船之间举桨相斗。

武陵沅湘一带竞渡活动如上所述，其特点气势磅礴，船大人多，风格粗犷豪迈。而杭州西湖中龙舟竞渡则另具特色。吴地习俗称呼龙舟竞渡为“划龙船”。《清嘉录》记载：“龙船，阊、胥两门，南北两濠及枫桥西路水滨皆有之。各占一色，四角枋柱，扬旌拽旗。”不过西湖龙船形制及划法却另有很多讲究。在龙船中舱伏有鼓吹手，两旁划桨十六，俗称其人为“划手”;在船头有一位篙师，手执长h立于船头，叫“档头篙”;在头亭之上，还要选长相端庄漂亮的小孩，装扮台阁故事，俗称为“龙头太子”;船尾高丈许，牵有彩绳，令儿童在上面化装扮成“独占鳖头”、“童子拜观音”、“指日高升”、“杨贵妃醉酒”等戏剧人物造型。有竞渡龙船，也有画舫游艇供游客观龙船比赛。在正式比赛前数日，就开始祀神并在水中演练，称作“下水”;上岸后送神称作“拔龙头”。当头的人率里巷游水能手，年前就用带叶竹竿插树桥头，为来年出龙认色，作好准备工作。认色时，舱手执五色小旗插在画舫上，竞赛者龙船各认自己旗色，认旗色时龙船来回盘旋，叫作“打招”，船身一旋，水如溅珠，金鼓之声与水声相激，场面热闹动人。杭州一带龙舟竞渡仪式繁多，花样复杂，娱乐性和表演性更强。到了端午这天，“男女耆稚，倾城出游。高楼邃阁，罗绮如云，山塘七里，几无驻足之地。河中画楫，栉比鱼鳞，亦无行舟之路。欢呼笑语之声，遐迩震动。士人供卖耍货、食品，所在城市，凡十日而罢。俗呼『划龙船市』入夜燃灯万盏，灿星吐丹，波月摇白，尤为奇观，俗称『灯划龙船』。”《清嘉录》描述了如上端午节盛况后，还引了一首无名氐《划龙船》乐府诗云：

汨罗死已三千年，招魂野祭端阳前。苏州龙船夸绝胜，百万金钱水中迸。

冶坊滨口斟酌桥，楼头水面争妖娆!小龙船划疾如驶，大龙船划乱红紫。

胜会争夸十日游，青帘画舫结灯游。四更堤外笙歌散，博得人称假虎丘。

明清时代，龙船竞渡之风不仅在沅湘吴越之地盛况空前，在东南沿海福建、广州及四川一带均很盛行。除北方无水乡之便外，龙船竞渡成为各地普及的风俗。现存全国各地的数千种方志中，共有二百廿七种方志有龙舟竞渡的记载，虽然形式或有出入，但基本上都大同小异。

明代把端午又称“女儿节”。《帝京景物略》云：“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饰小闺女，簪以榴花，曰‘女儿节’。”不仅节日名称有异宋代，而且民间风俗也有变化。来自民间的许多夏令保健活动，也掺杂在这个节日习俗中。例如在五月五日正午前，人们要群入天坛去避毒，过了正午才出来。在端午节还讲究捉虾蟆取蟾蜍，其方法是用针刺破蟾眉，将蟾蜍汁挤出。蟾蜍是一种珍贵的中药，可拔毒、消热、消肿，治疗疔毒恶疽有奇效。以菖蒲渍酒饮用避恶气，用艾叶插门固为前代之遗俗。明代新出现的风俗是用雄黄涂耳鼻，认为这样可以避虫毒。据《闽越搜奇谈》云：闽地在五日，还以雄黄浸水，蘸书“王”字于儿童额上，这种风俗称作“画额”。古人对雄黄杀虫驱毒作用早有认识，葛洪《抱朴子B仙药篇》已有论述。李时珍《本草纲目》也解释“雄黄味辛温有毒，具有解虫蛇毒、燥湿，杀虫驱痰功效。”可“主治百虫毒、蛇虺毒。”在没有碘酒和红药水的年代里，我们祖先用白酒浸雄黄，再加几块白矾，待酒挥发干后，便成了雄黄矾，用来杀菌消毒。因此，每逢端午节，人们把房子打扫干净，在房内食物贮存处及厨房里洒上雄黄水，用来杀死或防止毒虫。正因古代人十分重视端午用雄黄防毒虫，所以，《白蛇传》的故事及戏剧中，才有白蛇端午饮雄黄酒显原形的情节。这个故事妇孺皆知，流传至今。

宋代就出现的端午贴天师符风俗，到明清时更为流行。不但有天师符，还有“五雷符”、“纸符”、“五毒符”、“五瑞符”等。《清嘉录》记载吴地风俗从五月朔日人们就从道院求得天师符贴厅中以镇恶，到六月朔始焚而送。就是小户人家也多贴五色桃印符彩，有的还在符彩上画姜太公、财神、聚宝盆、摇钱树之类。到道观或寺院请符，必须要先拈香朝拜，再付给道士或和尚符金，才能买到。在论年节时我们谈到门神钟馗，在明清之际时，却让门神位于敬德、秦叔宝，而在五月端午，坐上了中堂。吴曼云《江乡节物诗》小序写道：“杭俗，钟进士画像，端午悬之以逐疫。”其实，不仅杭俗如此，《燕京岁时记》记述北京风俗也是一样，“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竞相争购，贴之中门，以避祟恶。”

根据《帝京岁时纪胜》与《燕京岁时记》记载，清代北京端午风俗，与明代基本差不多。“家家悬朱符、插h龙艾虎。窗牖上贴红纸吉祥葫芦，幼女剪彩叠福，用软帛缉缝老健人、角黍、蒜头、五毒、老虎等式。抽作大红朱雄葫芦，小儿佩之，宜夏避恶。”这种风俗直到近来在北方农村尚比较流行。陕西关中农民每年端午就用布缝制五毒、老虎、葫芦等各色香囊，不过里边除装雄黄、艾叶外，还有的装入香料，闻来清香宜人，吊上五色丝线，佩于小儿胸前。清代端午也是极力打扮小女儿，已出嫁之女也可回家归宁，称之“女儿节”。其他游览、射柳、端午避恶风俗基本沿袭明代，均无多大发展。

清代南方尤其吴地端午风俗讲究要稍多一点。

贴天师符，挂钟馗像，还要截蒲为剑，割篷作鞭，辅以桃梗、蒜头，悬于户，用来却鬼，称之“篷鞭h剑”。北方五毒符一般是画于黄纸，而杭州五毒是用五色彩纸剪出蟾蜍、蜥蜴、蜘蛛、蛇虺等五毒形象。从汉代就流传下来的朱索、缤命缕遗俗，在杭州清代时却称为“长寿线”。结五色丝为索，系在小儿之臂上，一般男左女右。对小儿来说，还有一种风俗，就是编铜钱为虎头形，挂在小儿胸前，以示其勇猛，称作“老虎头”;有的给小儿肚兜上绣虎形，称作“老虎肚兜”。这些风俗一直流传到近现代，有些至今还颇盛行。

自民国以来，经过几十年的移风易俗，端午节许多旧的迷信风俗已被淘汰。不过，端午节仍是民间深受欢迎的传统节日，粽子是不可缺少的佳节食品，谈屈原，述其爱国的情操也是必然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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