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挫折的名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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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没有一个人不会不遭受挫折，凡有所成就的人，都是从挫折中磨砺出来的。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经历挫折的名人故事，供各位参考。

故事一：谢谢你曾嘲笑我

英国哲学家托马斯・布朗说：当你嘲笑别人的缺陷时，却不知道这些缺陷也在你内心嘲笑着你自己。诚哉斯言！我们留意一下就会发现，那些喜欢嘲笑别人的人，往往一辈子毫无建树；而那些被嘲笑之人，却往往以顽强的生命力在痛苦的泥淖里开出夺目的人生之花。

谢谢你曾嘲笑我影响全球华人的国学大师、耶鲁大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先生，在教学研究、写作、演讲、翻译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成就。他的“哲学与人生”课在台湾大学开设17年以来，每堂课都座无虚席。2009年，他受央视邀请，在《百家讲坛》主讲《孟子的智慧》，得到众多学者、大师的认同。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和演讲家，却曾饱受嘲弄与歧视。

小学时的傅佩荣有些调皮，常学别人口吃，却不料这个恶作剧导致他自己不能流畅地表达。九年的时间里，傅佩荣的口吃常常被人视为笑柄，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虽然他经多年的努力终于克服了口吃，并成为众人敬仰的演说家，但是这段被人嘲笑的经历还是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一次，傅佩荣去赴一个访谈之约。那日，炎阳如火，但他仍坚持穿着笔挺的西服接受访谈。因场地未设麦克风，他就大声说话，甚至有些喊的意味。到后来，他的嗓子都哑了。众人深受感动，无不赞美傅佩荣为人谦逊，没有名人的架子。傅佩荣说：曾经口吃的痛苦经历令我对自己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我终生都不会嘲笑别人。因为我被人嘲笑过，知道被嘲笑的滋味，这使我自身没有优越感。二、我非常珍惜每一次说话的机会。因为我曾经不能流畅地说话，所以现在当有机会表达时，我会非常珍惜。

同样因为口吃受尽了嘲笑与讥讽的拜登，不仅被别人起了很多难听的外号，而且还被老师拒绝他参加学校早晨的自我介绍活动。他难过得落泪，觉得自己就像被戴了高帽子站在墙角受罚一样。悲痛往往催生动力，拜登决心一定要摘除这个命运强加给他的“紧箍咒”。他以极大的毅力坚持每天对着镜子朗诵大段大段的文章。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不但成功摘除了这个“紧箍咒”，而且也为他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演说家和领导者奠定了坚实的口才基础。

被人嘲笑是痛苦的，那些刺耳的嘲笑、无情的眼神，是一把把尖利的刀，深深刺进你的心。面对这把刀，傅佩荣和拜登都选择了奋起，“没有任何人规定我只能有这样的际遇，既然这样，那我为什么不改变它呢”？而那些嘲笑、讥讽甚至侮辱，其实都无须拔出，就让它们插在你的心上，然后忍住痛，跋涉！当你跋涉到一个高度的时候，你的热血就会变成一股烈焰，熔化那把尖刀。而那些曾经嘲笑你的人，早已渺小得挤不进你的视野，甚至匍匐在你的视野之下。

故事二：于丹的第一份工作

学会接受现状，但是接受永远不是消极、被动、唉声叹气地去忍受，接受里包含着一种行为价值的建立。

今年的就业形势很严峻，很多人都抱怨，怎么我们就这么倒霉赶上金融危机了?但你能改变现状吗?

于丹以她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要迅速地接受下来。在你迷惑不解、怨天尤人的时候，有一些机遇已经被别人拿走了。

　　第一份工作与曾有的生活天壤之别

1989年，我就业了。在那一年，我们遇到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让大学生下放。我们分的工作很好，我的第一份职业是分在文化部下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这跟我的专业非常对口，因为我当时是古典文学先秦两汉方向毕业的硕士生。但是，我们是要下放锻炼的，我们的锻炼可不是说打起包来锻炼俩礼拜就回来的那种，我们是带着户口，下到艺术研究院下属的印刷厂，这个地方在北京的南郊一个叫柳村的地方。那时候如果大家锻炼得、表现得很好，可能就陆续回来，如果锻炼得不太好，可能就多呆一阵子，呆多久我也不知道。这是我的第一份职业。

我那时候经历了多大的心理落差呢?我从上小学到硕士毕业，这十几年间，一个人在学校里面风花雪月，浪漫得不着边际，恨不得不吃不喝，光凭着吸风饮露吟诗，然后像林黛玉那样埋埋花瓣日子就能过下去了。我那时候长发披肩，每天脑子里全是诗词歌赋。我下到柳村，拎着一个塑料网兜，里面放着脸盆，叮叮当当地走在一条土路上。那条土路很长，土路两边有很多骨瘦如柴的大狗，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狗，但也绕不开它们，因为旁边是庄稼地，我就往里走，那个狗不停地冲上来，吓得我腿肚子转筋，哇啦、哇啦一边喊着一边往里走。走了一半，出来了我在柳村认识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叫张金锁的农民，他看了看我，很不满意地说：“喊什么喊，看把狗给吓得!”我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我们读的卡夫卡都白读了，这才是真正的黑色幽默；第二个反应是说，我还行啊，我也能把狗吓着，原来它也怕我，我还以为只有我怕它呢。我从那时候起不怕狗了。

进了柳村以后，住在长院上，四间小屋，我们九个，各个名牌高校分下来的硕士毕业生，四个男孩，五个女孩，大家天天住在这里，开始在印刷厂干活。这一干活，我们发现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见不着字，是纯体力活。女孩子是用汽油擦地下的油墨，男孩子是扔纸毛子，裁下来的废纸边，油墨滚子的油积多了之后让我们咔嚓咔嚓。我们那时候干活多认真啊，人家是简单地把油墨咔嚓下去就行了，我们给人家滚子都咔嚓成白的了，而且一棱一棱，都成多棱体了，人家工人真是看不起我们那样笨读书的人，说让你们干点活儿，把这圆的咔嚓成多棱体了，这不都报废了嘛。后来我们女孩子干的活儿叫“闯活儿”，就是那种铜版纸厚厚的一摞，咔，下去以后，再把它抡起来，就这样一下我们手上就同时十几条血口子，但是你不能带手套的。人家大姐手上都有茧子了，我们这个手一下子血就下来了，但是这个活儿你得干，而且我们肩膀没有劲。那个活多重啊，天天那么抡啊。

　　那是我真正读的一个博士学位

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我一干就是一年半。我到现在认为，那是我真正读的一个博士学位，我现在对那段岁月心怀感恩。我在那里学到了三种东西，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迅速地接受现状，建立自己的起点。

我今年老听人家说，怎么就我们这波倒霉孩子赶上金融危机了?我要说，我们之前好像也没有这种要带户口下放的，我们也赶上了，你能改变现状吗?要迅速地接受下来。有你那样迷惑不解、怨天尤人、怨声载道、到处追问的时间，有一些机遇已经被别人拿走了。所以学会接受现状，但是接受永远不是消极、被动、唉声叹气地去忍受，接受里包含着一种行为价值的建立。

到了那里以后，我们就想建立什么价值呢?那就一定要建立你自己最有特点的价值。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在车间干着活，听见有人给我们车间主任拿了一个书稿，说你们看谁能校对这个书稿，这些书稿的价值是一般的五倍，但大家都很着急：谁能看懂医古文呢?我说，宋主任，让我看一眼行吗?我是学先秦的啊，我翻开那个的时候，如见母语啊，我们多久没有看见字了，在这里看见古文了!我们一起分下去的有一个北大先秦硕士毕业的男孩子，姓马，还有一个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毕业下去的孩子，姓苗，我把他们哥俩叫过来，说咱们三个能把这个活干了!车间主任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们，给我们准了半天假。我们就在堆纸的小阁楼上，坐在小板凳上，校出来给人家了。这一下子，我们在那里的地位就突然不一样了。

我现在想想，一个刚刚从大学里出来、趾高气昂的学生，到基层去和工人、农民交交朋友，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儿，他会告诉你朴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后来说的张金锁跟他媳妇，两个人天天跟我们聊天。我记得张金锁24，他媳妇25，我们都是同龄人。那时候，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气足多了，他媳妇天天拿着棒子面做的这个那个，特别香，带着我们一块儿吃。我记得那时候工厂里那么多工人家里的孩子，从叫小姨的，到叫姐姐的，全来找我们补习功课，我们开班似的。那些大哥大姐，对我们特别亲切，我们的门没有插销，被子经常被大姐们抱走，拆、洗、晾，拍得蓬蓬松松的给你抱回来。我们的自行车经常被大哥推走，我记得自打我到了柳村直到回来，我都忘了自行车还要打气，永远有人给把气打得足足的回来，永远有人给擦车。我们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你给补功课的那些孩子，一会儿捧来一大碗粥，一会儿捧来新烙的饼，各式各样的吃的，堆在那里。

到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享受生活。你要从这个生活里面发现当下的乐趣。第一个阶段是接受现实，建立价值。第二个阶段，你不仅要有价值，而且要有生活的欢心。

既然你现在走不了，你就把日子过得乐呵一点，我们既然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咬牙切齿皱着眉头在这里呢?我们不能快乐地在这里吗?所以我们开始在那儿和大伙交朋友、玩儿，特别高兴。我们用电炉子煎鸡蛋。我们当时拎的是大砖头的录音机，听崔健的摇滚，听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吼1234567；我们那时候唱花房姑娘、唱一块红布。我们在那个地方，四间屋子，第一间，很挤，我们的男孩子很绅士，四个男孩子挤在第一间里，三个女孩子住第二间，两个女孩子住第三间，把一问腾出来做我们的图书室。我们开始从家搬去大量的书，我们在那买了一本特大的台历，叫我们家的家史，每天大家把好玩儿的事写在上面，日子变得快乐而且从容。大家知道要读书，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完成跟大家的融合，去享受那种快乐。我们在那个地方体会到了一些真正的情谊，因为我们走出了单纯的校园，在那里你们也会看到人性的尔虞我诈，当地也有一些掌握了我们户口的坏人，要整治我们，成天想着把我们这几个女大学生调到他们办公室去，我们都不想去。怎么办呢?采用最原始的办法，在工人里面认哥哥，让哥哥们保护我们，我们就是不去，我们愿意在车间里干重活。然后人家调令来了，我记得有一个独眼龙，黑黑瘦瘦，面貌近乎狰狞的一个工人大哥，那个田大哥堵在门口，拍着胸脯说，我不信，我一个共产党员保护不了几个女娃娃。

这都是我们亲历的生活。我为什么说在第二个阶段我们真的非常快乐?那种时候，你觉得你是他中间的一员，你吃的喝的都是他们的，你受他们的保护和恩典，那种时候，你跟他们是完完全全一样的人。如果你们说，这从上小学一直到硕士毕业，根本就没有离开校园的，一下子给扔到村里，这日子怎么过呢?你去发现价值吧，不仅有价值，而且有快乐，而且有尊严。

第三个阶段，就更高级一点，你说你日子也过好了，也挺乐呵了，我们还要做什么呢?就去建立你自己个人心灵上那样的一种真正带有光芒的、属于未来的那种个人的人格和品质。你要去做更多更多的东西。所以第三步是心灵价值系统的建立。

我的第一本书是在柳村写的，那时候没有电脑，拿手写。我们一帮同学写了一本跟柳村完全不搭界的书，叫《东方闲情》，讲的是中国文化中的那些，比如说下棋、赏画、品茶、听戏、古玩、金石篆刻，是一种东方人的玩赏。我写的是那一章题目是《红曲书上》，“曲书”就是地毯，红曲书上是演昆曲的地方。时隔18年之后，我后来写《游园惊梦昆曲艺术之旅》，很多人都说你怎么写昆曲呢，我想说更早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写这些东西了，那跟周围的范围完全不同，但是你可以建立一个心灵的空间。我那时候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呢?白天肯定是要上班的，在工厂里，我那时候头发厚厚的，长长的，盘起来，穿上靴子，穿上工作服去干活，干得挺乐呵。后来不干累的活了，都是技术活，挺高兴。到下午五点来钟，下班了，女工们一起洗澡，洗完澡以后，那么厚的头发得晾，天不是太冷的时候，我就骑着我的二六的小女车，在柳村田埂上一圈一圈地骑。我们出村的地方有一个西瓜摊，五六毛钱就能买一个，把西瓜放在车筐里，夏天是白布的裙子，春秋是牛仔装，在村里骑着，看的是炊烟、麦浪，听的是孩子奔跑和高门大嗓门的农妇一起嬉笑的声音。大概有半个多钟头，头发也半干了，回到我的小屋里，把西瓜一切两瓣，拿勺子吃一半，然后坐下写我的书稿。写着写着你听长院上热热闹闹的人群，然后灯亮起来了，逐渐人都散去了。我写到晚上十一二点，想关关灯，通通气，放放风，把屋门打开，灯全关上，拎着一把高背大木头椅子。长院上就一盏路灯，我放到路灯的正中间，坐在那儿很悠游地想想今天的日子，把剩下的半个小西瓜吃完，然后就可以回屋睡觉了。在后来的那段时光里，我觉得我过得很田园，你可以在那里可以写书，你可以看到自己心里的一种光芒。

我记得有一次回城里办事，然后再骑车回柳村的路上，那个早春，周围还一片箫瑟，从新街口那条街上穿过去的时候，两边都是烤羊肉串的小摊子，烟熏火燎，早春的枝干还没有冒出绿色。就那一片市井的喧嚣里，我忽然听到街边的小音像店，传出清亮高亢的男声，我听到―句歌词“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那是1990年，那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刚刚在大陆发行，那时候没有CD。只有盒带，8块钱一盒，我身上就10块钱，我买了那盒盒带，回来再推起自行车的时候，你抬头看看天空，你会真的明白，什么叫“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的第一份职业直接进入了艺术研究院，直接就坐在那里看稿子，面对古籍也许不是今天的我，我可能会很矫情、很脆弱，不堪一击，我会陶醉在自己的风花雪月里而愤世嫉俗，我会抱怨这个世界给我的还太少，还不公平。会少了什么呢?就是少了感恩。柳村的经历给我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是让我学会了平常心，让我知道，不管你是求职、就业，还是人际交往，这个世界上不给你什么都是应该的，那是本份。但一旦给你，就是情份。如果没有这段日子，我可能会觉得得不到什么都抱怨，得到什么都是本份，如果那样想的话，你就惟独少了感恩。所以大家觉得今年的就业难吗?我跟大家说的就是我的就业，我的第一份工作，从1989年的下半年一直到1991年的年初，我整个90年是在那里度过的。这段日子我现在很怀念，非常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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