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家风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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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为孩子文明养成的最初的摇篮，首先是从养成其合乎礼仪的行动规范开始的。如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也说家风作文，希望对大家有所作用。

也说家风作文篇【一】

上个世纪初年，梁启超在主持《新民丛报》笔政时创造了下笔气势如虹，读之使人酣畅淋漓的报章体散文，起到了示范天下、从风响应的启蒙奇效，一时士林仿效纷纷，举国欲狂。胡适感叹：“梁先生的文章，使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谁知十来年后，梁启超这位当年“言论界的骄子”在写给子女的家书中，竟似乎效仿起五四文学青年冰心的文笔。梁容若指出：“（任公）有一部分白话信件，自然真挚，充满情趣，可以说是绝代妙文。有些寄给子女的信，看出似乎是模仿谢婉莹女士《寄小读者》的笔调。文坛名宿梁任公，追随后进的胡适之，从风而靡，这是有人指出过、惋惜过的，却绝料不到暗暗的他正在向小儿女行辈的少女作风看齐。任公的进取、虚心、无我，真够令人惊叹了。”

近读俞祖华、俞梦晨的新作《像梁启超那样做父亲》（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年版），我们不难体会该书主人公精心、细心、耐心教育子女的一片赤诚、一番苦心。梁启超以其爱心与智慧成功缔造了“一家三院士，满门皆才俊”的家教传奇，为世人贡献了难以复制、堪称奇迹的成功案例。按其将教育分为智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的说法衡量：智育方面，以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院士为代表，梁家九个子女个个成才，满门俊秀。情育方面，其子女个个对家国故乡情深意笃，九个子女中七个有海外学习与生活的经历，最后都学成归来报效国家；除思忠早逝外，其他子女都有幸福的爱情与美满的婚姻；又都按父亲“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的教诲，有着关爱社会、奉献社会的责任感。意育方面，梁家子女不惧挫折、常思进取，经受住了苦难、困境、逆境的磨砺与考验，他们不依赖父辈的声名，而靠自强自立书写了各自灿烂的人生篇章。

梁启超关注着儿女成长的每一阶段，从早期幼教，到学校教育，到他们出国留学，再到学成回国、谈婚论嫁、就业择业，子女人生的整个过程都不会游离梁启超的视线。在全程关注的同时他又注意对子女的智商、情商、意商、财商进行全面培养，在其引领下，子女们个个都得到了全面发展。他在儿女们面前亦庄亦谐，亦师亦友，亦尊亦亲，扮演了亲情上的好父亲、心灵上的好朋友、学识上的好老师、人格上的好榜样等多重角色。

梁启超的家庭教育理念先进，方法得体，且别具特色。理念上，他强调教育就是教人学做智仁勇兼备、知情意全面发展的人，学做人是第一位的，做学问则次之；他注重幼学、女学，强调“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提出“欲强国必由女学”；他注重个性主义教育，从来不强迫子女学习所谓的热门专业，而是鼓励子女按照自己的兴趣和个性，进行差异化的学习；他主张趣味主义，希望儿女不仅从专业中获得趣味，也从人文、艺术、游戏、现实生活中多渠道增进自己的兴味。方法上，他努力营造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温馨、和谐的寒门家风，以书香盈门的家学涵养智育，以其乐融融的亲情陶养情育，以“俭以养德”的寒士家风培养意育；他注重授子女以“渔”而非“鱼”，主张“教人当以方法为主”，给子女传授了鸟瞰、解剖、会通的“三步读书法”与“‘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的治学方法，更传授了实现精彩人生的生存经验、生活智慧。梁氏家教的最大特色是充满爱心，洋溢亲情。父亲写给儿女的书信处处渗透着炽热的情感，亲切的称呼、细致的关怀、深情的思念、真诚的告白、娓娓的诉说、谆谆的教诲，无一不在充分展露深深的父爱。

书中还概括了梁启超教育子女所遵循的一些重要原则，如：言谈举止的“小道理”与安身立命的“大道理”兼顾，围绕“教人学做人”一个目标；“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宽严相济，突出一个“爱”字；“润物无声”的感化与“掷地有声”的点化结合，争取达到一个好的效果。他的一些教子箴言，例如“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吾家始终不能享无汗之金钱也”，经得起我们掩卷长思、反复玩味。梁启超虽然去世已近一个世纪，但他教育子女成才的经验与方法，对于当下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仍然具有弥足珍贵的借鉴价值。

也说家风作文篇【二】

二战前，欧洲学者曾探讨，四大古文明为何只有中国文明屹立至今？结论是“可能中国人特别重视家教”。

重视人伦情感，是中华文化的突出特点，也是中国人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汉字“孝”的形义，不仅是“子”承“老”，而且是“老”传“子”。中华文化的人伦情义正是通过家庭代代相传。

中华的传统美德深深扎根于百姓日用伦常之中。大儒董仲舒提倡“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对此应该看到附着在其上的封建性，但也要发掘其中重视人伦的优良传统。有大家曾言“中华文脉已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政治化的伦理独尊，百姓日常人伦被边缘化，被冲击，几近断裂。但也应看到，这种判断未免悲观。进入新时期以来，国家不断对道德方面的纲领性文件进行着调整，重振日常生活中的伦理与道德建设。例如：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要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两大领域建设，十四届五中全会加上了“家庭伦理道德”领域，后定为“家庭美德”建设。2007年十七大又加上“个人品德”建设――符合传统儒家先“修身、齐家”，尔后“治国、平天下”的观念。与此相应的是引导社会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之外的“家庭责任”。

思想道德建设，既要有顶层设计，又要从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细微处着手。现代心理学已证实，婴幼儿的早期记忆影响一生一世。这正合我国的俗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孩童的生活环境主要是家庭，好家庭是良好的成长沃土，好家风是优良的生态环境，好家教是高尚的精神滋养。优良的家风与家教，还可对“恶”防微杜渐，2011年公布的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年度报告说明，未成年人犯罪最重要的因素是家庭环境、家庭教育。伦理感与道德感的养成，当从百姓日常人伦入手，从家风入手，从每个人自小如何待人入手。

家风家教的唤醒和建设，是适时的善举，是道德建设从社会细微处抓起的具体措施、实际行动，是人伦教化的好载体，是延续优良文化传统的好方式。我们要像抢救文化遗产一样，梳理传统文化资源，抢救家风家教，激活优良传统的基因，唤醒传统美德的基因。摒弃旧“三纲”中的糟粕成分，呼吁建设亲子爱、夫妻情、师生义。唯有从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入手，才能夯实社会道德大厦的根基。

也说家风作文篇【三】

家、家族既是文明人类自我生产和繁衍的母体，也是社会组织结构的基本“细胞”，还是人类生命个体与社会组织生活之间的关键“链接”，因而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有鉴于此，我国古代围绕家和家族产生了家谱、家训、家教、家学、家风、甚至“家政”（朱熹语）诸义，西方则有政治家族、军人家族、家族企业诸种。可是，由于长期困扰于两种似是而非的俗见，使得近代以来的中国家庭认识一直模糊不清甚至大谬不然。一种见解是，因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国同构”特征而使家和家族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包袱，仿佛不超脱其外则无以致中国之现代化。另一种与之关联的俗见是，家庭家族因其自然血亲的生命亲缘关系和特殊的群集属性而必与现代社会的公共化趋势相悖，非但无益于现代社会的制度秩序建构，而且有碍于现代社会的公共组织和发展。据此，有人甚至把“家庭本位”与“社会本位”视之为古中与今西之文明文化的根本区别之一。可惜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前者既未真正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也误解了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后者不仅误解了家和传统社会，也未能全面了解现代社会公共化的丰富内涵。

作为人类自我生产繁衍的核心单元，家、家族确乎难免其自然血亲的属性，但人类的自我生产繁衍决非纯粹自然的生命事件，它关乎人性、人道、人伦；而作为“社会细胞”，家庭也决非仅仅是社会组织的开端，更是社会文明教养、德行培育和文化传承的第一驿站。故此，家教、家风、家学才具有优先、初始、前提预制的特殊文明暨文化意义。顾名思义，所谓家教即家庭教育或教养。所谓家风即作为伦理亲缘共同体的家庭（家族）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传承中，逐渐形成和积淀起来的日常生活方式、家庭文化风范和道德伦理品格。

无论中西古今，家教都是人类教育和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初始、最基本、最具内在价值体认和内在认同连贯性的教育和教化。与普通的知识教育不同，家教更注重人文礼俗和道德伦理的教养，是一种真正纯粹的德行生命养育。《说文解字》云：“育，养子使之善也。”家教是家风形成的基础，家风是家教效应即家庭或家族道德伦理风范和文明教养水准的外在显现，家训则是维护家风的基本规范体系。各家自有各家的规矩训诫，各家的家教方式、程度和效果亦有不同，故而各家的家风也会相互见异。但家教家风的内涵却互有重叠。一般说，勤俭治家、诚实为人、宽厚处事、崇学尊礼、温良恭让、善良宽容等等，当是诸家治持教养、光耀门庭的基本美德伦理。家学在传统社会虽未普及，但对于一些殷实富裕且崇文重学的家庭和家族来说，家学不仅可以形成传统，并且对家教之醇和家风之正大有助益。

家教家风与整个社会教育和社会风气有着密切关联。毋庸赘述传统社会家教之于民智开启（比如，蒙学）和民风淳化的历史经验，仅就现代社会而言，家教不单依旧是整个社会教育体系的第一环节，更是现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德行奠基。所以，人们常把家教看作是养成人格美德的摇篮，将家风视为民风国风的风向标。一个缺乏基本家教而能成为合格甚至优秀社会公民的现代人是难以想象的，一如现代教育低下却能进入现代化先进行列的国家不可想象一样。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还告诉我们，当一个社会或国家遭遇道德文化挑战，民智待开、民风待举之时，家教和家风的地位和作用便更为凸显，更值得社会关注、激励、期待。易言之，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之家教家风的改进强化，必定大大改善和强健整个社会肌体的活力。即使在社会转型、国家巨变、民族遭遇危机的宏大进程和关键时刻，家教家风亦能发挥其铺石以开大道、培林以挽狂澜的巨大作用。满门忠烈的杨家将之于风雨飘摇的宋朝江山当是显证。

20世纪以降，中国家学式微，家族家谱渐消，家教则逐渐被社会政治道德教化所替代，因而家风也慢慢淡出现代社会文化评价视野。这固然是现代性文化挤压的后果，需要认真反思。事实上，现代社会的公共化程度越高，家教家风愈显珍贵。现代社会的公共化秩序不单单是宏观制度系统的强化和成熟，更根本的还需要公民美德的内在支撑。当代美国伦理学家麦金泰尔看得深刻：对于一个缺少正义美德的人来说，普遍的正义规范约束效果等于零。社会公共性确实具有其宏观结构的外在普遍性特征，但人格典范、道德先进和品格卓越同样是公共文化价值的精神根基，更是引领公共社会的内在价值力量。就此而言，家庭教养依然不可或缺，一如历史之于现代社会的理解不可缺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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