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成功的背后 (1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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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李世民是马上皇帝，唐朝的大半江山是他打下来的。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登基做了皇帝，继承唐高祖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被世人称为“贞观之治”。

　　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敬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因其年号为“贞观”，（627—649年）故称“贞观之治”。
　　君主专制社会的中央政府实行“三省六部制”，贞观王朝三省职权划分是，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有诸宰相在中书省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有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然后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的诏书才能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类似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唐太宗早在一千多年已经运用，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有多么前卫，西方国家的所谓文明，不过是拾人牙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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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可贵的是唐太宗连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才能生效，可避免皇帝一时心血来潮，发布诏书。中国历史上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唐太宗拥有如此杰出的智慧和胸襟。
　　隋末民变，使唐太宗认识到“民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道理。隋末之混乱，使年轻登基、英气勃发的太宗时时引以为戒，自我克制。他与大臣们经常讨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叮嘱臣下勿惧上不悦而停止进谏，致力纠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这是贞观君臣共济治政的基本国策。
　　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为贤，对官员提拔，不问出身，不拘一格。因此，许多杰出的人才走上领导岗位。
　　贞观初期的房玄龄、杜如晦，人称“房谋杜断”，后期任用的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
　　此外，太宗不计前嫌，重用昔日政敌，如太子旧部魏征、王珪，降将尉迟恭、秦琼等。因此，朝廷内人才济济，文武兼备。能够不计前嫌，重用昔日政敌，真是难得可贵，在这方面，当属唐太宗和开国领袖毛泽东。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只有选拔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他求贤若渴，曾五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项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使更多的人才脱翼而出。
　　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正是这些栋梁之才，发挥了个人的聪明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才有了贞观之局面。
　　唐太宗重用人才，虚怀纳谏，广开言路，从谏如流，营造出民主、和谐的氛围，保证了各项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
　　太宗时时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他广开言路，把谏官的权利扩大，又鼓励臣下直谏。魏征最能犯颜直谏，太宗克制善加容纳，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以极谏知名。太宗在位23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5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谏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形成君主专制社会中少有的政治风气，这是所有帝王都难以做到的。
　　太宗十分重视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龄、李靖等人巡查全国，考察吏治，又亲自挑选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励的依据。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腐的历史时期，这是唐太宗最值得称道的政绩。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历史最低点。尤为可贵的是，太宗没用酷刑来警告贪污，主要是以身作则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这点上，唐太宗和新中国领袖毛泽东异曲同工。
　　预防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本上铲除贪污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
　　唐太宗在位时比隋制更趋于完善，朝廷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全国分为十个监区。合并州县，割除“民少吏多”的弊病，减轻了人民负担。
　　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人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法律出台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
　　贞观时期，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贞观年间很少有人犯罪，被判死刑的更少，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达到了集权法制的最高标准。
　　贞观之治是我国封建王朝的楷模，皇帝是明君，朝中无贪官，皇帝带头执法，保证了法律的尊严，各级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现象少之又少，政治清明，人正气顺，是任何朝代不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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