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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投稿:彭青青 时间: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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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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