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周有光的人物事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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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2017年1月14日),原名周耀平,起先周有光是他的笔名,有光后来成为他的号。他生于中国江苏常州,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周有光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担任过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1956年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大陆的语文改革。作家沈从文是他的连襟。
人物简介:
周有光,经济学教授,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曾祖父是清朝的官员,同时也在常州经营棉纺、织布、当铺等产业。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攻打常州,他的曾祖父全力支持清军守城,以家产供守城清军军饷,后常州城被攻破,曾祖父投水自尽,周家的雄厚家财尽失,从此家道开始衰败。
周有光一生充满传奇,早年专攻经济学,曾经留学日本并在美国工作,他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解放后回上海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领域,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
周有光有周百科的外号,拜连襟沈从文所赐。后来果然做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三位编委之一,其他两位编委是刘尊棋和钱伟长院士。
周有光祖上为宜兴望族,他的太太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允和。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d,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人物生平:
周有光家族的祖籍为江苏宜兴,周有光的曾祖父是清朝的官员,同时也在常州经营棉纺、织布、当铺等产业。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攻打常州,他的曾祖父全力支持清军守城,以家产供守城清军军饷,后常州城被攻破,曾祖父投水自尽,周家的雄厚家财尽失,从此家道开始衰败。
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十岁时随全家迁居苏州,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
1918年入常州高级中学(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预科,一年后正式升入中学,与后来同样成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同学。
1923年中学毕业,成绩优异,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本只能选择免交学费的师范学校,但无意中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幸得亲友资助,为周有光凑齐了200元学费,遂入学,主修经济学,兼修语言学。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1927年光华大学毕业。
1933年4月30日,与张允和结婚。结婚后夫妇同往日本留学。因仰慕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ja:河上肇),周有光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转考入京都大学,但河上肇在1933年1月就已经被逮捕入狱,周有光未能如愿作成河上肇的学生。
1934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一周年纪念日,他们的儿子晓平出生。
1936年1937年年任教光华大学,兼职上海江苏银行。
1935年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在上海银行有兼职,参加了反日救国会(章乃器小组),女儿小禾出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带全家逃难到四川,先在新华银行任职,后调入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任重庆办事处副主任,主管四川省合作金库。
1941年1945年在重庆新华银行总行任职。
1945年抗战胜利复回新华银行工作,先后被派驻纽约,伦敦。工作之余,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习。
1948年在香港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
1949年解放军攻占上海后回国,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并在上海新华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兼职。
1954年,因为之前已发表、出版过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周有光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邀请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
1955年10月,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被留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第一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放弃了在上海的经济学教学工作。这一变动无意中帮助周有光躲过了1957年开始的,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的反右运动。
1958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于1961年出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房子亦被造反派占去。
1969年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劳动之余,凭借带去的各种语言版的《毛主席语录》开始比较文字研究。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有光与其他老年知识分子被放回家。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
1980年开始,成为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另两位委员是刘尊棋和钱伟长院士。
1984年迁至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任中美联合编审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出版中译本《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国际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委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
1989年离休,继续在家中研究和著述。
2003年冬到2004年春天,重病住院。
2005年出版文集《百岁新稿》,书序中自勉希望《百岁新稿》不是我的最后一本书。
2006年出版《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
2006年1月13日,周有光年满一百岁,1月10日他生日三天前,中国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为他举办了庆贺周有光先生百龄华诞座谈会。
2008年出版《周有光百岁口述》。
2010年出版《朝闻道集》。
人物事迹:
从《西游记》到《资本论》
周有光的祖上在江苏宜兴是望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书香门第,藏有很多书,不过全是文言的。
作为出生在晚清的周有光,小时候接触的依然是《三字经》之类的书,那时我们家的书很多,随便我看,但书都是文言,我都看不懂,小时候我对《三字经》也不感兴趣,给周有光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西游记》。
我们那一代人,小孩子认得几个字以后,都喜欢看《西游记》,不像现在可以看的东西多了,我们以前没什么好看的,不过,周有光却自言自己看《西游记》是看了两遍才看懂的,读书是件很好玩的事,第一遍看不懂,不要放弃,看第二遍,也许就能看懂了,就是通过这样的阅读,周有光认为自己的阅读能力也就提高了。
1923年,周有光进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那是教会学校,图书馆随便去看,那时我不仅看中文书,也看英文书,那时的周有光受到左倾思潮影响,由此便决心阅读《资本论》,对我们来说,《资本论》很重要,但是那时没有中文的,我埋头苦干阅读英文版,结果看不懂,不是文字看不懂,而是内容看不懂。由此,阅读的乐趣往往就跳跃在第一遍的不懂到第二遍的懂之间。
书橱兼做菜橱
1956年,周有光从上海调来北京,住沙滩原北京大学内,那是民国初年为德国专家造的一所小洋房,周有光占其中两间半房间。一间我母亲和姐姐住,另一间是老伴和我带小孙女住,半间做我的书房、客室、吃饭间。而周有光也只能将书放在半间书橱内,另一半留着放菜碗,由此我在《新陋室铭》中写道: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书橱兼做菜橱,菜有书香,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书橱与菜橱功能合一的境遇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有好转。当时,周有光所在的单位建造新简易楼,分得两大两小四居室。其中一小间,9平方米,也就功能独一地做了他的书房兼客室,我的书桌很小,只有90厘米长,55厘米宽,一半放书稿,一半放电子打字机。书桌又破又小,一次我玩扑克牌,突然一张不见了,原来从桌面裂缝漏到下面抽屉里了。
书桌虽小,书橱却很大。在这个9平米的空间内,除了在窗口放小书桌,入口放个沙发,其余之地全是周有光的书架。周有光嫌这个书房小,进而,四个房间全都被布置成以书架为主,书成了这个家的主角,我家里没有什么家具,因为放了家具就不能放书了。
尽管四间房子全被用来藏书,但周有光还是认为自己是有书无斋,我国外亲戚朋友,做教授的,都住的小洋房,他们都有书房。什么叫书房呢,不仅有看书、写文章的地方,还有一个藏书的地方,等于是个小图书馆。我这是破房子,是有书而无斋。
周百科的由来
从小时候开始,就读了很多书,喜欢看《西游记》是周有光还记得起的,至于其他的书,则因为太多了,说不上来了。不过,周有光还清楚地记得对自己终身受益的书,那就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周有光的书房中,《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周有光专门有一书架摆满了《不列颠百科全书》,共三排,从上至下分别是中文版、英文版、日文版。
事实上,周有光还有周百科的外号,那是拜连襟沈从文所赐。而在大学时,周有光与百科全书的情缘就结下了。
当时,大学老师指定《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一些篇章作为周有光及其同学必须阅读的课外读物,比如说世界历史,就告诉我们下课到《不列颠百科全书》看哪些条目。
这部书非常好。一个题目,简简单单给你讲,而如果去看书,一个小问题就是一本书,看百科全书反而可以节约时间,周有光自认《百科全书》的作用非常大,对我非常有用,其实对每个人也有用。百科全书是没有围墙的大学,你可以先了解大致情况,然而再查看其他比较专业的书。
到了后来更有趣,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工作,当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周有光竟然做了《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其他两位编委是刘尊棋和钱伟长。其实,《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因为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企业都卖给了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我们翻译《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由于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就压缩成10本,称为《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由此,大家更有理由叫周有光为周百科。
语言学家的前世今生
周有光最初是搞经济学的,对金融特别熟悉,解放初期还写过《新中国的金融问题》、《资本的原始积累》一类著作。不过,在周有光家里却很少可见经济方面的书籍。周有光解释,自己所住的隔壁就是办公楼,有一个小房间全都放着他的经济学书籍。不过,离休后,他把这些书全部捐给单位图书馆了,我已经改行了,不搞经济学了,而搞语言文字学了。由此,在周有光的书架上所列的大都是语言学、文字学的书:《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外来语词典》、《常用构词字典》,甚至小到一个国家语言研究的书籍,都在其内。 经济学当中最重要的亚当斯密斯和凯恩斯,可以说经济学都是外国的,但是文字学中国古代就有,周有光认为文字学是中国最早的,就必须看古代的东西,由此在他的书架中《说文解字》是不可少的,作为一个中国人,要研究语言文字学,一定要研究中国古代到现在文字学的发展。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文字学中包括了很多语言学的知识。
事实上,我的学术研究在离休以后就结束了,为了查阅书籍,此前周有光要到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去,我年纪大了,在家都可以自理,但出去不方便,站不住了,不能去图书馆了。
离休后,周有光开始随便看书,主要看世界历史、各地研究文化问题的,这成了他研究的另一个兴趣点。书架上也多了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全球通史》、《世界文明史》、《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文明的狂飙疾进时代》。《全球通史》、《世界文明史》很重要,之前的历史不是全球化的,这两本书却有全球化的眼光。
人与书俱不老
尽管周有光认为自己的书房很破旧,但书却很时髦,往往引领潮流。这也难怪,周有光书架中书的来源很多都是漂洋过海的。
现在做学问,你不看外国书是不行的。由此,周有光在国外的亲戚朋友经常给他从国外书店买书、寄书。直到现在英文版的《年鉴》是周有光每年必买的书之一,我每年都从外国买《年鉴》,因为要查阅资料。也正因为有着国外书籍的补充,周有光书架上的书颇为时髦。2010年,《世界是平的》就已经摆进了他的书架中。那是本英文版的,在《世界是平的》被译成中文版前,周有光就已经接触了弗里德曼关于世界是平的思想。
周有光书架中时髦书籍还有《张氏四姐妹》,英文版的。周有光的妻子是张氏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允和。前不久《合肥四姐妹》中文版出版。而周有光是在几年前就已经看了这本与其有着密切关系的书,这种书在外国人看看还是好的,中国人看就不够味了。因为外国人写中国的东西,常常不地道,这不能怪他们,文化是有差异的。
尽管周有光基本上是足不出户,不过对于新的文化现象他一点都不陌生。在他的书架中就有于丹的书,甚至连批驳于丹的书也一并俱全。
于丹论《论语》的书我也看,包括批评她的书我也看,于丹做了个通俗化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们需要这个工作,周有光还专门写了文章,现在许多人都骂于丹,如果从学术水平来看,于丹并不是最高的。但于丹做的不是学术工作,是科普工作,把孔老二的学问给大众,这是件好事。
主要著作:
《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上海东方书店1952年第1版,1953年第6版。
《字母的故事》上海东方书店1954年第1版。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修订版。《拼音字母基础知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第1版。
《汉字改革概论》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年第1版,1964年修订第2版,1979年第3版,香港尔雅社1978年修订本;日本罗马字社1985年日文翻译版,译者橘田广国。
《电报拼音化》文字改革出版社1965年第1版。
《汉语手指字母论集》(周有光等著),文字改革出版社1965年第1版。
《拼音化问题》文字改革出版社,1980年第1版。
《汉字声旁读音便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
《语文风云》文字改革出版社,1981年第1版。
《中国语文的现代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版。
《世界字母简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版。越南有潘文阁教授译本。
《汉语拼音词汇》(主编)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初稿本,1964年增订版,语文出版社,1989年重编本。
《语文闲谈》(初编上下)1995年第1版,1997年第2版;(续编上下)1997年第1版,(三编上下)2000年第1版,北京三联书店。
《新中国的金融问题》(新经济丛书第2种)香港经济导报社1949年第1版。
《资本的原始积累》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文化畅想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1版。
《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
《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了解中国丛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比较文字学初探》语文出版社,1998年第1版。
《新时代的新语文》(战后新兴国家的语文新发展)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版。
《人类文字浅说》百种语文小丛书,语文出版社2000年第1版。
《多情人不老》张允和、周有光合著,双叶集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版。
《汉字和文化问题》费锦昌选编,汉字与文化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日本有竹中宪一教授译本。
《现代文化的冲击波》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版。
《周有光语文论集》苏培成选编,共4册,上海文化出版社。
《周有光髦耋文存》北京三联书店。
《周有光百岁新稿》新知三联书店。
《汉语拼音 文化津梁》三联书店,2007年9月
《朝闻道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3月版。(作者104岁新著)
《文化学丛谈》,语文出版社 2011年1月版。
主要贡献:
概述
周有光前半生正式专业为经济学,但自述上大学时就开始对语言学、文字改革产生兴趣,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美国国会图书馆既藏有周有光的经济学著作,也藏有他的语言学著作。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有光在语言文字学领域辛勤耕耘、开拓创新,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国语文现代化方面,其成果主要有:
汉语拼音方案方面
1955年,周有光提出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全国汉族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并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1979年-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促成国际投票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之后,周有光继续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8年公布。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主编《汉语拼音词汇》,成为电脑中文词库基础。
语文的现代化方面
1961年出版《汉字改革概论》,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词的结构问题、同音字和同音词问题、简化和繁化问题等,扩大了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范围。
文字发展规律方面
周有光研究发现,文字的特点决定于文化(包括宗教)的传播,不决定于语言的特点;他提出了文字三相分类法(符形、语段、表达法),并把汉字的传播历史分为学习、借用、仿造、创造四个阶段。
中文信息处理方面
周有光致力于研究无编码的从拼音到汉字的自动变换法,认为汉语的内在规律可以作为中文电脑智能化的依据。他提出两个双语言建议,认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急需实行两个双语言:方言和共同语的国内双语言;汉语和英语的国际双语言。
百岁口述:
一个人能活到100岁已是不易,而102岁高龄,尚能清楚地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且思路清晰、判断明确,这就不能不说是人间的奇迹了。周有光先生的《周有光百岁口述》,就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奇迹。
《口述》从常州青果巷讲起,忆及少年时光、大学生涯、结识张允和、留学东洋、避战四川、游历欧美、回国任教、改行研究语言、下放改造、恢复工作等人生经历,一直讲到2011年他以105岁高龄,仍著述不息。百年的人生经历,周有光先生娓娓道来,简约生动,看似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实则处处闪耀着智慧与理性的光辉。
周有光的人生,其实是一个错位的人生。大学毕业,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可他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去了日本;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和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学经济,河上肇却被捕了,他只好专攻日语;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他却被指定去研究语言;他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却研究了大半生现代的知识。面对这样的错位人生,周有光先生却很坦然,他说: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他的错位就像金庸小说中的百花错拳一样,看似招招都错,却错得极有章法,错出了另一种境界。没有选择做外交官,却无意中避免了以后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学经济不成,专攻语言,收集了不少语言方面的书,为后来研究语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抛开自己喜爱的经济去搞语言研究,却躲过了右派的帽子;下放到宁夏改造,却治好了困扰自己多年的胃疾和失眠;回来后赋闲在家,躲进小楼成一统,却写出了不少语言学著作。这一切,似乎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所以有人说他命好。其实,人生可错,但不是开始已错结果还是错,错的人生却要正确把握。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周有光矢志报国却无意于政治的人生理想、处变不惊的人生态度和淡泊宽广的胸怀成就的。站在百年的这端回首来路,他显得很平淡,似乎那一切真的成了过眼烟云,可是,设身处地为他想想,当时需要怎样的胸襟与智慧啊!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正是周有光先生人生错位却依然精彩的最好注脚。
在书中,周有光先生还谈婚姻,谈教育,谈历史,谈语言研究,品评人物。话语不多,但见解独特,一语中的,入木三分。若只看文字,谁也不敢想象这是出自一位102岁高龄的老人之手,而细品其中滋味,若非阅尽沧桑、遍历坎坷、思想精深之人,又有谁能有如此见识?而这一切,岂不都是拜那错位人生之赐?错位的人生,错出了先生一生的精彩。
周有光先生生于1906年,见证了国家百年间多灾多难的历史,听先生讲述百岁人生,可以体会那些难以回首却不敢忘却的岁月。周有光先生经历了错位的人生,却著作等身,身体康健,百岁高龄仍笔耕不辍,与时俱进。听先生讲述百岁人生,可以悟得为人之道、修身之法。《中国教育报》2008年10月9日第7版。
读书宗旨:
活动伊始,周有光先生的儿子周晓平介绍,父亲因为脚有点疼,下楼比较困难,所以不能来到现场。我爸爸说他是语言文字学家,不是什么汉语拼音之父,不是文化学家。文化学是一个大学问,是很深刻的东西,他就是看看书,总结里面主要的问题。他想听听大家对他的评论,好好的学习学习。
在随后播放的视频中,周有光说,读书要和生活发生关系,如果读了书不能立言,就白读了。他还幽默地说到: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
著名学者资中筠在发言中说,周老前年看了她的文章,然后约她去见面交流。交流之后她感觉,周先生对人类的整个发展规律和历程心中非常有数,我自己是无神论者,他说他也是,但是他信仰的是人类的发展规律。人类必然就得这么发展,你要是走错了路,非得走回来不可。
著名诗人邵燕祥说,周有光先生从80年代开始新启蒙一直持续下来,我觉得我们不用去过多地争论周有光是语言学家、经济学家他是当代难得的智者、仁者和勇者。他以很平和的心态和语态,表达他自己对这个世界上下五千年和纵横千万里的认识,应该说是很尖锐,很勇敢的。他还现场朗诵并解释了自己为周先生贺寿而撰写的两首律诗。
著名学者于光远和吴敬琏因故未能与会,但都派代表与会表达了对周有光先生的敬意和祝愿。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那时还是清朝光绪年间,他的一生经过了晚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代,有人戏称他是四朝元老,更有人将他看做百年中国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一个缩影。
50岁前,他是金融学家和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之后,他花费三年时间,用26个拉丁字母作为注音基础,主持编写了今天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58岁以后,他将关注的目光从语言文字学扩大到世界史、文化学和人类历史演化规律等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上。这位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
2005年,100岁的周有光出版了《百岁新稿》,2010年,又出版了《朝闻道集》,2011年,他出版了《拾贝集》。到2016年为止,他仍然笔耕不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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