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老残游记》的角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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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残游记》，清末中篇小说，是刘鹗 (1857年10月18日—1909年8月23日)的代表作，小说以一位走方郎中老残的游历为主线，对社会矛盾开掘很深，尤其是他在书中敢于直斥清官(清官中的酷吏)误国，清官害民，独具慧眼地指出清官的昏庸常常比贪官更甚。同时，小说在民族传统文化精华提炼、生活哲学及艺术、女性审美和平等、人物心理及音乐景物描写等多方面皆达到了极其高超的境界。

　　江湖文侠

《老残游记》开篇即介绍了老残的职业，“从此也就摇个串铃，替人治病糊口去了，奔走江湖近二十年。”江湖当行种类繁多，将老残固定为郎中的职业，自然寄予了“诊治患者病痛”到“解决社会危机”的象征意义。小说的第一回《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危》便以医治黄大户浑身溃烂的奇病暗示了治理黄河水患一事，点明了本书作为晚晴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对于现实的高度介入。这种对现实的介入不是一个普通郎中力所能及之事，而是源于老残“侠”的身份。侠是江湖中不可或缺的、人人向往与尊敬的角色。与之前的侠义公案小说不同，老残并非职业侠客，甚至看不出一丝会武术的迹象。然而，武侠二字，侠优于武，行侠正义匡正谬误者，哪怕毫无功夫，也可配得上一个“侠”字。李欧梵论《老残游记》时，称老残为“文侠，而文侠用头脑与药草，而不是凭藉刀剑，来洗雪社会的不公” 。“儒”的“以文乱法”和“侠”的“以武犯禁”，一直以来被视作最为珍贵的两种品质在文侠的身上合二为一。

通情达理学识渊博的侠客形象并不是什么破天荒的创举。《三侠五义》中，“锦毛鼠”白玉堂则文武双全，武功一节自不必多言，文学一节亦能题诗忠烈祠，“词语虽然粗俗，笔气极其纵横，而且言简意深，包括不遗”。但在老残这一“文侠”身上，“文”对“武”已经形成了压倒性优势。晚晴在遭受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冲击后破败不堪，在以往的文学描述中对抗社会不公的最大利器——武术，对此毫无办法，侠义精神的传统只能在文人的身上得以延续。

从仗剑的侠客到执笔的文人，是在文学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江湖人的主体身份的一次转变，同时也反映了在社会转型的大风浪中，文人对救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雄主体的想象不经意间完成的转换。中国主流现代文学的谱系中缺少侠客的身影，恰恰展现了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侧面。[1]

　　半个官人

在《老残游记》中，老残与官府的关系可以用若即若离来形容，算是半个官人，庄宫保、黄人瑞、王子谨、白子寿这些官员无不对其敬重有加，治水断案等公事如何决断也常向老残请教一二，可当“宫保要他搬进衙门去住，替他捐官”时，他便“半夜里逃走了”。王德威教授认为，“《三侠五义》之类的小说所表述的，并非一代中国人对皇权天威的幻想，而是一种深沉的幻灭” 。[4]

探讨《老残游记》对政治制度的态度或者说动荡时局下官府该承担何种责任，我们不妨将目光聚焦于小说第一回中老残的一个颇带点神秘的色彩的梦境。梦境中，洪波巨浪上好不危险的大船是书中极其重要的意象，暗喻了陷入困境的中国。在老残看来，“驾驶的人并未曾错”，也就是说中国的症结并不在于政治体制。真正残害人民的是船上的水手。对应到现实中，指代的是在官僚体系中的个体的官员而非官僚体系本身。在这样的前提下，小说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极为吊诡的状况：为解救含冤受屈的贾魏氏免遭酷吏刚弼的毒手，老残必须借助官阶更大的庄宫保的紫花大印，而正是这个在贾魏一案中扮演着青天大老爷角色的庄宫保，在治理水患的过程中要了不计其数的黎民百姓的性命。令人惊讶的是，对黄人瑞说出“天下事冤枉的多着呢，但是碰在我辈眼目中，尽心力替他做一下子就罢了”的老残，对庄宫保没有丝毫责怪，仅仅是轻描淡写地归咎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身临其境去想，老残又该如何是好呢?虽然极力拉开与官府的距离，但毕竟无法完全置身其外，必要的时候，还得借助大官的势力阻止小官才能为民伸冤。《老残游记》认定中国社会的罪魁祸首是黑暗的官场风气而极力维护正统的政治制度，殊不知，官场风气的堕落可能恰恰源于一直以来奉行的政治制度。这当然是与官场若即若离的老残所不能体会到的，所以他只能继续若即若离下去，为清官害人之事愤慨不已又无法放弃对清明政治的想象。[5]

　　奇异清官

刘鹗笔下的“清官”，其实是一些“急于要做大官”而不惜杀民邀功，用人血染红顶子的刽子手。玉贤是以“才能功绩卓著”而补曹州知府的。在署理曹州府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衙门前12个站笼便站死了2000多人，九分半是良民。于朝栋一家，因和强盗结冤被栽赃，玉贤不加调查，一口咬定是强盗，父子三人就断送在站笼里。董家口一个杂货铺的掌柜的年轻儿子，由于酒后随口批评了玉贤几句，就被他抓进站笼站死。东平府书铺里的人，一针见血地说出了玉贤的真相，“无论你有理没理，只要他心里觉得不错，就上了站笼了”。玉贤的逻辑是：“这人无论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将来连我前程都保不住。

俗语说的好，‘斩草要除根’。”为了飞黄腾达，他死也不肯放下手中的屠刀。老残题诗说，“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红”，“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深刻地揭示了他们的本质。刚弼是“清廉得格登登”的清官，他曾拒绝巨额贿赂，但却倚仗不要钱、不受贿，一味臆测断案，枉杀了很多好人。他审讯贾家十三条人命的巨案，主观臆断，定魏氏父女是凶手，严刑逼供，铸成骇人听闻的冤狱。小说还揭露了貌似贤良的昏官。山东巡抚张宫保，“爱才若渴”，搜罗奇才异能之士。表面上是个“礼贤下士”方面的大员，但事实上却很昏庸。他不辨属吏的善恶贤愚，也判断不出谋议的正确与错误。他的爱才美德，却给山东百姓带来了一系列的灾难。

“办盗能吏”玉贤是他赏识的，刚弼也是他倚重的，更为严重的是他竟错误地采用史钧甫的治河建议，废济阳以下民埝，退守大堤，致使两岸十几万生灵遭受涂炭。在小说中楔入的桃花山一段插话中，着重写了隐居在荒山中的两个奇人□姑和黄龙子。通过两人的言行宣扬了作者所信奉的太谷学说，同时对当时的革命运动，即所谓“北拳南革”，即北方的义和团和南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恶毒的诋毁和诅咒，攻击他们都是“乱党”。义和团来势猛，他说“几乎送了国家的性命”;革命党起势缓慢，他认为“莫说是皮肤小病，要知道浑身溃烂起来，也会致命的”;告诫人们不要“搅入他的党里去”，表现出对事物发展趋势悲观的一面。小说的第一回，就是作者对于当时政治的象征性图解。他把当时腐败的中国比作一艘漂浮在海上行将被风浪所吞没的破旧帆船。船上有几种人：一种是以船主为首的掌舵管帆的人，影指当时上层的封建统治集团。

作者认为他们“并未曾错”，只是因为是走“太平洋”的，只会过太平日子，不意遇上了风浪，所以毛了手脚，加上未曾预备方针，遇了阴天，日月星辰都被云气遮了，所以就没有依傍。再一种人是乘客中鼓动造反的人，比喻当时的革命派，污蔑他们都是些“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的“英雄”。宣扬如果依了他们，“这船覆得更快了”。还有一些肆意搜刮乘客的“下等水手”，则是指那些不顾封建王朝大局、恣意为非作恶的统治阶级爪牙。作者对他们也很反感，视为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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